来源： 财政部PPP中心，作者:厉以宁PPP模式是一种新型投融资加运营管理模式，是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首先采用的。第一个P是政府，第二个P是民间资本投作，第三个P是指合作。在中国，采取PPP模式并应用于公益性事业（包括准公益性事业）从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但第二个P则主要包括国有企业（包括国有控股企业），真正的民间资本投入不多。为什么会这样？关键是民间资本有顾虑，认为投资于公益性或准公益性建设项目，变数太多，不仅长期利益无保证，甚至连本金的归还都没有把握。因此，中国境内的PPP模式在推行时，第二个P以国有企业为主，成为中国的PPP模式的特色。中国境内另一个与国际惯例不同之处是：国际上常把PPP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公益性或准公益性建设阶段。建设完毕后即转入第二阶段，即按照法律法规改为股份制企业，股权明确，自主经营。转为股份制企业之后，政府投入的资本可增可减，也可以不变，而民间资本则会视企业经营状况和远景评价，很可能不断有新资本投入，使企业越办越好。从趋势上看，在PPP模式中，只要顺利地由上述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伴随着民间资本数额越来越多，PPP模式推广也就越顺利。尽管PPP模式在中国境内推行时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即一是在PPP的第二个P中，民间资本的观望心态相当显著，以至于真正投入资本的企业是以国有企业（包括国有控股企业）为主，二是在建设阶段结束，真正改制为股份制企业的活动中依然以国有企业（包括国有控股企业）为主，民营资本并不很多。这两个特点是值得进一步分析的。先分析上述第一个特点，即为什么民间资本不愿意把资本投入PPP项目？如前所述，是因为民间投资者担心公益性事业和准公益性事业的投资可能亏损，是否可能血本无归。民间资本不愿投入PPP项目是可以理解的。这方面的对策主要是招股进入的PPP项目应当阳光化，向民间投资者说明真相，并告诉投资方的风险程度。只有这样，才能取信于民间投资者，供他们选择和决策。至于第二特点，即建设项目结束后企业改制为规范的股份制企业，这时广泛地向民间投资者招股募股，民资资本的会观望，或停止不前。这主要有三方面的顾虑，从而应各谋对策。第一，同第一特点一样，面临由PPP第一阶段转入第二阶段的改制为股份制企业之际，对于招股进入的PPP项目应当一切按法律法规办理，使项目阳光化，向民间投资者说明真相，并告诉投资者风险程度，以便他们出于自愿选择，作出决策。第二，由于PPP的第一阶段（建筑项目）已经完成而转向第二阶段，即改制为股份制之际，市场看好的前景使民间资本中有投入可能性的企业跃跃而试。但他们的一个重要的疑点是：好项目可能已被国有企业（包括国有控股企业）捷足先登了，民间资本即使可能投入，但这只不过是充当配角而已。于是他们依旧是有戒心，认为好项目是轮不到自己的，何以去竞争？第三，如果说大项目、好项目都被国有企业（包括国有控股企业）包下来了，那么民间资本可以进入的可能以扶贫项目为主的投资。在公益性和准公益性的项目中，扶贫项目有两个特点，一是同地方行政部门有较密切的联系，二是扶贫的切入点不像其他项目那样明确。因此扶贫项目的吸引力有时受到限制，民营企业不一定愿意介入。根据以上所述，在中国境内，PPP项目的规范化应当是当务之急。民间资本是有投资潜力的，当前要实现的是：作为第二个P，国有企业（包括国有控股企业）和民营企业、民间资本投资者应处于公平的地位，所有的项目，大家都处于公平竞争而又合作共赢的状态。这样PPP模式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转载自凤凰财经

作者系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主任焦小平当今，全球投资者非常关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转型所带来的投资机遇。其中，中国在公共服务领域推行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简称“PPP”）改革实践所形成的市场是不容忽视的蓝海。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中国逐步引入一些PPP初级形式，主要作为政府市场化融资手段。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为满足民众日益多元化的公共产品和服务需求，中国相关部门积极借鉴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成熟经验和做法，探索在中国公共服务领域推行PPP改革。2013年以来，中国把PPP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体制机制改革，加强顶层设计，强化规范实施，发挥PPP改革的牵引作用，推动政府转变职能、放宽准入、打破垄断，鼓励各种社会资本公平竞争。经过3年改革实践，中国PPP市场焕发出勃勃生机。在宏观层面，PPP改革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念在公共服务领域落实为一项实实在在、可操作、可执行的政策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社会资本创新活力，实现公共服务供给动能转换。在中观层面，PPP改革有效推动了行政体制、财政体制和投融资体制改革。在微观层面，PPP倡导物有所值理念，通过公平竞争、全生命周期管理、风险分配、绩效付费、透明公开等创新管理手段，使政府少花钱、多办事，公众获得更优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社会资本获得更多新的商机。目前，中国PPP大市场已初步建立，成果超过预期。在不少地方，PPP已成为政府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重要抓手。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制度体系初步建立。中国利用3年时间初步构建起了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和操作规范，初步建立了包括法规、政策、指南、合同和标准等5个层面的制度体系。二是PPP大市场初见雏形。截至2016年底，财政部PPP综合信息平台已收录全国入库项目1.1万个，覆盖能源、交通、水利、环保、市政、农业、旅游、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体育等19个主要经济社会领域，投资额达13.5万亿元。其中，绿色低碳和社会类项目稳步增加，政府付费和混合付费项目上升至66%，系统集约项目增多，公共服务有效供给质量和效率显著提高，PPP大市场格局初步形成。三是改革综合效应初步显现。对政府而言，PPP改革加快了法治政府、信用政府、服务政府建设。对市场来说，PPP市场催生了各类社会资本公平竞争，增加了改革发展的市场新动能。对公众而言，通过全生命周期标准化和公开透明管理，在公共服务领域行使参与权、监督权和发言权有了更多渠道和手段。虽然目前PPP改革在统一顶层设计、法制政府和信用政府建设、政府监管、社会资本公共责任、民营企业参与率等方面仍有不足，但随着改革深入、制度完善、规范监管、能力建设等工作的加强，一个统一规范、公开透明的中国PPP大市场会日益兴旺发达。转载自凤凰财经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29日发布的**研究结果预测，2017年1季度GDP增长6.8%，消费物价指数上涨1.4%。2017年上半年GDP增长6.7%左右，完成全年增长6.5%的目标不成问题。在当日召开的“NAES宏观经济形势季度分析会(2017年1季度)”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院综合经济战略研究部副主任汪红驹研究员代表财经院课题组做主题报告。报告认为，2016年四季度开始的经济企稳回升态势在2017年一季度继续保持。工业生产略有加快，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投资、民间投资增速略有提高，基建投资增速高于去年同期;中上游行业继续去产能，部分行业在前期去库存之后补库存。在国际因素、补库存、投资需求小幅加快等因素共同外用下，工业生产出厂价格指数大幅上升，带动企业利润恢复性上涨。财政收入状况好转，进口规模大幅上升。同时，热点城市房地产价格继续上涨。更多的城市加入需求侧限购限贷行列。工业生产出厂价格和房地产价格上涨将带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扬，同时将大量资金吸附在非生产性二手资产市场中，进一步侵蚀固定资产投资的资本形成率，不利于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金融业占GDP比重虚高，货币政策侧重于防风险和去杠杆，短期利率上升，有助于稳定汇率。报告称，初步预计2017年1季度GDP增长6.8%，消费物价指数上涨1.4%。二季度工业生产继续温和增长。投资增速略微下降，消费平稳增长。出口改善难度较大。PPI同比增速回落，CPI温和回升。财政扩张的空间受债务约束，货币政策回归中性，金融去杠杆的力度受房地产价格和投资稳增长的目标要求限制。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风险来自债务违约和债务处置负担沉重、房地产投资和民间投资增速下滑、去杠杆、去产能和隐性失业问题。报告认为，美国新总统的积极财政政策使美国进入温和通胀，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加息和美元升值预期升温;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增长弱于预期，继续施行负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保护主义压力强化，美国新总统的政策实际效果和美国经济增速低于预期等因素都会影响中国出口和对外投资。随着金融市场的迅猛发展，我国金融产品体系更加复杂，综合经营趋势明显。同时，不良金融资产逐步进入风险暴露期，金融市场波动较大。经济杠杆风险迅速上升。为了控制金融风险与实现“去杠杆”的供给侧改革目标，应构建完善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加强与货币政策、财税政策等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在谈到房地产问题时，报告认为，抑制热点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升级房地产限购限贷政策，同时要有效改善供给。总体上控制货币过快增长，加快建立房地产市场发展的长效机制。明确公布政府短、中、长期土地利用和建设规划，合理引导居民流动。同时，管好货币和土地两道闸门，改革土地供应制度，保持适度的房地产投资规模和增速，促进经济平稳发展，逐步消化房地产泡沫风险和金融风险。报告认为，当前应抓住经济缓中趋稳的机遇，在确保经济增长不突破底线的前提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解经济潜在风险，增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促进经济健康发展。预计2017年上半年GDP增长6.7%左右，完成全年增长6.5%的目标不成问题。报告建议，当前应保障民间投资的公平待遇。一方面，推进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降低民企市场准入的制度成本。政策制定机关制定市场准入、产业发展等政策措施，应当进行公平竞争审查。在资源使用权及支付价格、信贷利息、土地租金等方面加强市场化改革。促进国企和民企的公平竞争。另一方面，产业政策由选择性转向普惠性、公平性。应将民间资本有意识地引入到特定产业部门，以实现新产业对旧产业的替代。为了培育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为当地企业提供以普惠性政策为基础的良好制度环境来降低企业的制度**易成本，例如降低高速路收费，而不应当通过破坏市场规则，强制企业进行重组和垄断。民间投资活力得以释放，居民收入才可以获得长期增长的动力机制。转载自凤凰财经

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24日表示，前期，沪深证券交易所已发布“高送转”信息披露指引，实施“刨根问底”问询，开展对“高送转”内幕交易核查联动，集中查办了一批借“高送转”之名从事内幕交易或信息披露违规案件。邓舸同时强调，基金管理人设立管理公募基金，应当牢守合规风控底线，谨慎勤勉、诚实守信，公平对待投资者，严禁公募基金“通道化”。　　邓舸介绍，“送转股”属于公司自治范畴，但是部分“内部人”将“高送转”作为掩护其减持的工具，还伴生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违法违规行为。2017年以来，市场对“高送转”反应更为理性，但仍有个别公司利用“高送转”制造炒作题材。　　邓舸指出，证监会将继续坚持“依法、全面、从严”监管原则，严格上市公司“高送转”监管。上市公司实施送转股的，送转比例应与公司业绩增长相匹配、“高送转”相关信息披露要充分、大股东及董监高要严格披露减持计划。对利用“高送转”从事内幕交易、违规减持等违法违规活动的，将强化信息披露监管和二级市场交易核查联动机制，发现违法违规的，依法严肃查处，绝不姑息。同时，证监会提醒投资者，“送转股”实质上是股东权益的内部调整，公司生产经营状况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送转后每股收益还因股本扩张而下降。投资者要牢固树立长期投资、理性投资理念，对于“高送转”等题材，不要盲目跟风，防范投资风险。在发布会上，邓舸介绍，近年来，部分公募基金管理人接受机构投资者申购后，单一投资者持有份额比例过于集中，潜在一定的流动性风险、对待投资者不公平及投资管理通道化等问题，须加以警示及规范。3月17日，证监会证券基金机构监管部针对该类产品潜在的问题向各公募基金管理人、托管人进行了情况通报，强调管理人应勤勉履职，切实加强投资者集中度管理、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充分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邓舸强调，机构投资者是公募基金重要的投资人，对公募基金投资行为的长期化、稳定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证监会的相关要求立足于对持有人过度集中的公募基金进行合理规范，防范大额集中赎回对基金流动性的冲击风险，防止在公募基金内部管理上出现“差异化对待”等不利于中小投资者的情况，是对现有监管要求的进一步完善。证监会始终支持公募基金在规范基础上引入包括机构投资者在内的各类投资者，进一步发挥为全体国民提供财富管理服务的积极作用。　　下一步，证监会将持续加强公募基金监管，督促公募基金管理人有效防控风险，保护各类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转自《中国证券报

上海医药文献博物馆是****家完整展示医药文献的专业博物馆，博物馆藏品10000余件，日常展出4500余件，分基督医学、抗战医学、满洲医学、红色文献、日本医学、中国老院、中西之争、西医教育、中医教育、西医证书、中医证书、药学、名医处方、名医藏书、医药期刊、百年名企、企业票证、企业文书、医药广告、营销管理、药品实物、医疗器械、医患关系、仁济和博济等80余门类。该馆以现代医学发端和发展为主线，故咸丰至宣统年间的西医文献亦有辑录。该馆根植于中国医药文化，致力于打造中国民间医药文献界第一文化地标。自该馆开馆以来，本平台（创业型文化金融孵化公共平台）就与其展开了多方面的合作，近期，本平台与该馆继续加强合作，使其更具有市场整合能力，继续发展壮大，成为中国医药文化领域中的龙头企业。图片为近期双方交流图片。

中国稳健货币政策的实践经验与货币政策理论的国际前沿　　徐忠　　中国央行工作论文：货币政策以控制通胀为主，兼顾转型发展和金融改革；应尽快明确新的短端货币政策利率和目标水平；要进一步完善公开市场操作一级交易商制度，在一定标准下扩大公开市场操作和SLF交易对象范围，完善操作流程，减少市场资金套利机会，降低市场结构因素导致的流动性冲击放大效应，有效开展利率引导。在均衡水平政策利率基础上，探索完善合格抵押品机制，结合MPA等宏观审慎政策，进行贷款便利操作，以确保中央银行资金安全，有效抑制金融机构道德风险。转载自新浪财经